风风雨雨二十年
■章绍嗣
1997年6月18日，是一个难忘的日子。那天，当我从省长蒋祝平同志手中接过印着烫金大字的《聘书》，望着“兹聘请章绍嗣教授为湖北省人民政府参事蒋祝平”那两行端庄的楷书时，我的眼睛模糊了，二十多年来的忧喜苦乐一下子涌上心头…… 1976年金秋十月，当我随着潮水般的人流涌向街头，欢呼“四人帮”的彻底覆灭时，就已朦胧地意识到：历史将翻开新的一页，我的生命同祖国的生命一样，将在艰难的奋斗中再一次获得新生。那时我在汉阳一个街办的纸箱厂当“外协员”，在人生的道路上焦灼地期盼和苦苦地挣扎着。1967年我从大学毕业，分配到市郊的一个县城，那正是“臭老九”最倒霉的历史年头。尽管我历史清白，成绩优秀，可是拿着国家机关的分配通知单，我跑到文化馆、广播站、图书馆，乞讨似地希望找到一个收留我的地方，但个个单位都无法安排！在招待所里空等了一个多月后，我怀着忧郁和愤慨找回毕业的民族学院。哪知母校却被撤消了，我的老师有的下放干校，有的遣送农村，连一个申诉的地方也找不到。无可奈何回到县里，只得暂时“寄存”到一所小学里。工作则根据“中心任务”灵活安排。在那以后的几年中，我什么没干过呢？缺人上课，到学校当教师；排样板戏，去剧院拉京胡；修建公路，为测量队扛标杆；到铸造厂搞浇注，拖板车跑运输……有一次，我穿着破旧的工作服，满面油污，拉着板车到各厂矿回收废油，走到路口，碰到一位多年未见的亲戚，我扔下车迎上去，高兴地伸出手，哪知那位亲戚上下把我打量了一番，转过头就匆匆跑开了。后来才听说，那亲戚以为我犯了错误，是个什么“分子”，正在劳改哩。那天我在街上茫然地站了很久，我的人格和自尊好像被谁抢走了似的。多少个夜晚，每当独对孤灯，一腔忧伤，无限懊恼，一齐涌上心头，我后悔不该上大学，后悔不该上文科大学，后悔不该上“文革”时毕业的文科大学。心里幼稚地想：要是学理工科就不会命运多舛了吧。这时我被正式安排到一个街道纸箱厂，工作才有了最后的归宿。我多么渴望能为祖国多尽些力量啊，决心重新“装备”自己。我相信：成吨的汗水将漂起事业之舟。我在墙上写了“卧薪尝胆，自强不息”八个大字，从日历上撕去了所有的星期日和节假日，在作息表中划去了娱乐和午休，开始自修工科大学机械系的课程。白天和工人们滚在一起，晚上到7·21夜大听课，休息日便一头钻进阁楼，看讲义，做练习，直至深夜。两年后，我学完《机械制图》、《机械原理》等课程，拿到了7·21工大的结业文凭。我高兴地写信告诉一位老师：“如今我放下诗人的竖琴，拿起了技术员的笔杆”，尽管我是全厂唯一的“大学本科生”，可是命运对我并不青睐，我的努力，遭到那个畸形时代的嘲弄，我自信“文武双全”，却找不到“用武之地”，仍然只能继续当“外协员”，整天踏着三轮车四处奔波，到大厂送取加工的“协作件”。希望再一次破灭了！在痛苦和困惑中，我难以自拔。 1978年，“十一届三中全会”的春风吹遍了祖国大地，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文件一个个下达，我从祖国在艰难中振奋的号角中，看到了民族的希望。在企业整顿中我厂发展成“自行车零件厂”，由纸箱转产钢圈，人的价值，知识的价值好像一下子被发现了，我被安排到厂生产部门担任管理员。要在两个月内试制出第一批合格产品，我卷起铺盖，和“试制组”的同志们住到办公室，争分夺秒，日夜奋战，只用一个多月时间，就生产出了锃光发亮的轻便型车圈，很快投入了批量生产。望着自己设计的钢圈成形流水线，我的心多么激动啊，它充满了喜悦，也渗和着苦涩与辛酸！不久，我被委任为厂技术室负责人，管理全厂的技术工作。 俗话说：“隔行如隔山”，虽然在生产上我已能凑合过去，但总感到费劲，感到力不从心，在心灵深处，我在呼唤着自己心爱的专业。1980年5月上级关于调整学非所用人员的通知下达，我怦然心动，偷偷跑到招聘工作人员的武汉师范学院语言研究所应试，出人意料地竟录取了。著名语言学家朱祖延教授约我谈话，签名赠送我一本他刚出版的著作，鼓励我从事语文工作，学校党委门书记坐着小车亲自来到厂里主动商谈我的调动。真是凑巧，正在这时，“文革”中被迫撤消的民族学院经国务院批准恢复重建，我的名字列在调回母校的名单之中，我向厂、局组织部门讲述了十多年来工作错位的曲折遭遇，倾诉了自己学非所用的苦恼。我相信党组织会理解一个知识分子困顿而渴望的心。 1980年10月，我调回复办中的民院，回到了寻求、等待、期望了十多年的专业之中，我的心像涨满春水的小船，在浩瀚的学海，扬起新的风帆。又是十多年过去了，我出版了五本著作，从讲师、副教授晋升为教授，愉快地工作在教学和科研岗位上。去年，又第一批被蒋省长聘为全省六名参事之一，参予政府的工作。回顾自己二十多年来的经历，我深切地体会到：个人的命运，同国家的命运、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，如鱼于水，须臾难分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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